以日为鉴:中国人口问题的另一解读是什么?

   日本,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日本的25.95倍。日本拥有一亿两千八百万人口,中国,人口十三亿七千万(含港澳台),如果使用人口密度对两国人口状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仅为日本的41%。从人均资源占有量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口那么多,人口密度那么大,比中国更有理由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日本非但不对生育进行管制意义上的计划,反倒千方百计鼓励国民生育。而中国,虽然人口总量远大于日本,但国土远比日本辽阔广袤,如果我们也具有与日本相当的人口承载能力,那么,中国的国土上完全可以承载25.95×1.28=33.2(亿)人口!拿日本这面镜子来映照,中国人口规模有着庞大的增长空间,所谓的人口超载与人口过多状态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就算净增二十亿人,也不必担心人口的规模过大。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管制政策,况且经过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何以泱泱大国非得继续坚持计划生育?《读书》二零一三年第八期刊发章美锦的《人口问题能否以日为鉴》一文对上述疑问进行了回答,对其提供的几点解释,笔者不敢苟同。本文针对其中的个别观点及其论证进行另一角度的解读,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在中国,有一个广为传播的原始观念,即,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必然无序膨胀,终将超出承载的极限从而导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揭示和认识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颇具象征意义的案例,以日为鉴,上述观念很容易证否,从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二战”后日本在短暂的人口增长高峰后,七十年代中期人口发展出现逆转,生育率锐减使每年新生儿数量少于死亡人数,人口“少子化”呈明显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普遍存在。这表明,人口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和自然的法则,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的规模增长之间就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是双向的,落后与贫困会制约人口规模的增长,原始社会人口的数量增长就十分缓慢。与这一制约机理不同,繁荣与发展亦制约着人口规模的增长。仅从一个方面来看,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将普遍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直接导致初婚初育年龄的整体上升以及生育子女个数的下降。在这种强而有力的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日本人口可以膨胀到十亿”的说法几乎没有行得通的余地和可能,这也是日本政府纵然千方百计鼓励国民生育,人口还在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观国内,中国已经连续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多年,章美锦所提及的“中国人口继续不加节制地增加下去”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人,不少大中城市已呈现出类似发达国家生育率自发降低的迹象。时过境迁,即便中国废除强制计生、完全放开一胎政策,客观上中国人口也不可能不加节制地增加下去。“一旦放开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只会令国民的生活状况愈加窘迫,也会令目前由于人口过多而加剧的人与资源、人与财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紧张,酿成更大更多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论断,笔者以为不能成立,这样的恐惧和担心没有依据,原因除了忽视人口规模增长的自然规律外,还在于对制约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生活状况影响要素把握上的偏差。在制约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生活状况的诸多因素中,究竟哪些因素更为关键、更为核心?
  
  如果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状况”或“国民财富状况”经济学意义上的测评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Σ(Ρ1+Ρ2+…+Ρn)/n,(n为人口总数,Ρi为国民中第i个人生产创造出的财富总数,i∈[1,n]),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于分母即人口总量过大而“稀释”,只要费尽心机控制住人口规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将提高,这一貌似合理的主张建立在国民生产总值Σ(Ρ1+Ρ2+…+Ρn)总量不变的假设之上。然而,如果国民平均的生产能力不提高,人口总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根据基础的数学逻辑进行推导,可以发现,“人口总数n”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无关变量,也就是说,假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变量保持不变,人均国民生产能力如果不发生变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恒定不变,此时,人口规模或大或小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构成任何影响。笔者以为,影响“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状况”的更为关键、更为核心的本质要素应该是“国民平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这一能力不是自为的,政治与经济的制度安排、科技发展及应用水平、国民素养及普遍的文化观念等要素及其组合状态将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一能力的形成及其发挥,进而制约和决定着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二战”结束时,中国经济与战败国日本相近,之后却被急剧落下。与自身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显著差异均鲜明揭示出“国民平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之于“社会发展”及“国民生活状况”的紧要性。放眼世界,美国人口少,发达,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不那么发达。相对意义上,日本比中国人口更多也毋庸置疑,但是,日本远比中国发达,中国人口也“多”,却不那么发达。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及其国际影响力跟人口规模和密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财富占有程度的同时,更代表着人均的创造与生产能力,日本是中国的8.43倍,这实际上更多意味着,就目前而言,日本国民人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远远超过中国。日本政府千方百计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并不是出于“宁愿承受与中国国民一样的生活水平”,而是出于对国民平均生产与创造能力的确认和自信。由人及己,要想提高中国国民的生活状况,更对症的药方或许应当是千方百计提升国民人均的生产与创造能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制度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选人用人制度的优化,认真考虑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以及素质教育的落实等,而不能也不应推卸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以管控国民的生育权利为代价为低效的公共事务管理买单。如果废除严厉的一胎政策,给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及以上子女的权利,同时,尽其所能提高人均的生产和创造能力,人均财富占有量同样会得以持续提升,而不会出现如章美锦老师所言的“只会令国民的生活状况愈加窘迫”的难堪局面。
  
  在人口问题的中日对比中,有观点认为,日本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状况下,人口还在负增长,说明日本根本不需要计划生育,而中国在实施普遍的强制计生、一胎政策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尚且高于日本,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样的论点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类思路忽略和遮蔽了人口问题的真正意义和发展旨向。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笔者完全赞同章美锦对中日两国人口之别,不在人口的“口”上,却在人口的“人”上的判断。这恰恰表明,“口”的数量与“人”的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片面凸显人口规模之于财富创造和享有的消极功效,认定“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越落后,人均生活水平越低下”,视人口为负担和障碍的观念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刻意强化了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对立。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子女是工作的动力和幸福的源泉,公允地看,未成年子女也在为社会贡献财富,尽管这种贡献是间接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贡献的温婉与和谐。日本政府尽管千方百计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人口还在负增长,此时,换位思考一下,中国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比日本高难道不正是日本政府求之不得的优势所在?此一优势,我们为何不去爱护和珍惜,却一味以人口数量的减少作为政策的目标和继续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论据?
  
  章文提出:“日本资源匮乏,但日本人凭借一技之长足以从地球上任何国家那里获取它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反躬自问,我们目前尚没有那种能力。”这方面的能力不足,是应当想方设法提升这种能力,还是应当削足适履、自我设限?如果我们的国民有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的意愿并有通过辛勤劳动养育子女的能力,国家和政府是应当强制剥夺国民这一朴素的美好愿望,还是应当竭尽全力提升负担更多人口的能力?鞋小削脚最方便,但这种类似挥刀自宫的做法却极可能自设陷阱,已经有学者,比如北京大学穆光宗指出,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是“超低生育率陷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称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他听到的最为奇葩的政策,具有潜在毁灭性影响。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最终会破坏经济体系中最重要一环。如果中国一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可能最终消失。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二零零五年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的证词宣告:“到二零二零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与非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包括日本在内。就是说,如果没有奇迹般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碰壁。到二零二零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仍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人口问题的中日对比为我们提供了推断人口承载规模上限的参照坐标,也提供了预见和估测人口发展前景的比对样本。人口问题以日为鉴,还具有启人深思的预警意义,是对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人口的“自然”发展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毫无准备的一种警戒,防患于未然才是人口问题中日对比最终的价值所在。忽视了日本人口问题的预警功能,也就回避了中国强制计生一胎政策的潜在危机,从而降低日本人口问题之于中国人口理念修正及政策调整的价值与意义。日本政府千方百计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也难以走出低生育率与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以日为鉴,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时,难道现在还不是抛开偏见,酝酿并实施奇迹般的新政策的危急关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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